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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市場改革阻力阻力來自壟斷部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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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2-05-12

高尚全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日前，第九屆中越經濟改革比較論壇暨第74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在海口召開，此次論壇主題是“走向公平與可持續(xù)——轉型中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期間，本報專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
　　1 金融破題溫州改革試點是個契機
　　為什么溫州會發(fā)生金融問題呢？就是因為貸款利息已經高于企業(yè)的正常利潤率了，而廣大中小企業(yè)雖然有需求，卻不斷地遇到貸款難、成本高等門檻。
　　新京報：當前的熱點之一就是金融問題，而金融領域的問題之一，是民間資本投資無門，民間金融亂象叢生，民間借貸糾紛急劇上升，比如“吳英案”引起各界高度關注，而剛剛在溫州設立的國家金融改革試點，也引起社會較高的期待，我看您近期一直在呼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高尚全：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盡管我們一直都在強調其重要性，但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金融起不了什么作用，現(xiàn)在是市場經濟了，金融是市場的血液，這個問題就凸現(xiàn)出來。
　　雖然近年來金融改革也有不少進展，但是現(xiàn)在金融改革仍不到位，遭遇了金融壟斷，產生了很多問題。溫總理對金融改革非常重視，他講到金融壟斷，可是一些人并不承認存在壟斷，認為銀行業(yè)是國家的，銀行之間又存在一定的競爭，就不是壟斷，實際上這是對壟斷缺乏正確的理解。
　　新京報：該怎么正確理解金融壟斷？
　　高尚全：我們現(xiàn)在的金融資產總量，大概是115萬億元，但主要是國有的，民間的份額比較少；并且，金融資產的結構不合理，這115萬億元主要是銀行的資產，保險和證券市場的資產比較少。
　　根據銀監(jiān)會的數據，去年銀行業(yè)的利潤是10402億元，這是凈利，毛利是26000億元，僅就凈利而言，比前年也增長了36.3%，盡管銀行業(yè)不承認這是暴利，但是這36.3%的產生，有兩個必須注意的背景，一個是實體經濟非常困難，一個是老百姓長期承受了負利率。
　　為什么溫州會發(fā)生金融問題呢？那些老板為什么要跑路呢？就是因為高利貸受不了，利息已經高于企業(yè)的正常利潤率了。出現(xiàn)這種情況，就是因為國有商業(yè)銀行貸款投向往往以政府平臺和國有企業(yè)為重點，廣大中小企業(yè)雖然有需求，卻不斷地遇到貸款難、成本高等門檻。
　　新京報：這種背景下，如何看溫州的金融改革試點？
　　高尚全：正因為此，現(xiàn)在國務院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在溫州搞金融改革試驗區(qū)，目的我想主要有兩個點，一個是如何解決小微企業(yè)的貸款問題，一個是如何看待長期以來存在的地下金融市場的問題，就是說是否合法化的問題，不能都是國有商業(yè)銀行一統(tǒng)天下，要嘗試多種形式，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
　　盡管溫州目前出臺的幾條舉措，大家還不太滿足，但是有這么一個好的開端，我想還是值得期待的。
　　2 改革阻力阻力來自壟斷部門利益
　　一方面壟斷行業(yè)占據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享受著高利潤與高收入，另一方面又限制著非公有制經濟的準入，影響了市場平等競爭的格局，從而制約了經濟活力。
　　新京報：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探索，“利率市場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總感覺“雷聲大雨點小”。您怎么看？
　　高尚全：現(xiàn)在利率市場化推進緩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影響，他們認為現(xiàn)在條件不成熟。為什么？因為我們現(xiàn)在的存款利率是控制的，而貸款利率是放開的，所以存貸差很大，達3個點以上，那么國有商業(yè)銀行就是通過存貸差獲取高額利潤的。
　　此外，銀行的貸款條件很苛刻，小微企業(yè)很難貸到款，即使能貸到款，也有很多附加條件，比如說，你現(xiàn)在貸款一千萬元，但是銀行要求這一千萬元必須還存儲在這家銀行，一出一進，銀行的業(yè)績是翻番了，相關人員的獎金隨之增加了，所以就能理解為什么收入差距會這么大。
　　新京報：這種背景下，推進“利率市場化”應該更為迫切。
　　高尚全：利率市場化必須突破重重困難，一定要推行的。現(xiàn)在既有中央高層的重視，又有溫州改革的試點，我想利率市場化不推行肯定是不行的。金融市場放開了，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作用才會發(fā)揮出來。
　　新京報：以金融改革為例，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兒？
　　高尚全：主要的阻力還是來自壟斷部門的利益和特權的影響。比如說在金融、能源、電信、交通等行業(yè)，一方面占據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享受著高利潤與高收入，另一方面又抬高著非公有制經濟的準入門檻，影響了市場平等競爭的格局，從而制約了經濟活力。
　　為什么銀行普遍愿意把錢貸給國有大型企業(yè)，而不愿貸給中小企業(yè)呢？主要是因為貸給國有企業(yè)更保險，因為這些企業(yè)是國有的，即使出現(xiàn)問題，風險也小一些。如果貸給中小企業(yè)，銀行信貸員的壓力就會很大。并且，銀行也需要評估企業(yè)，成本較高，就不太愿意放貸。當然，由于中小企業(yè)剛剛起步，或處于上升期，誠信度可能不足，抗風險能力也有限，但這都是企業(yè)發(fā)展必經的過程。因此，政府和銀行需要去支持中小企業(yè)發(fā)展。
　　反過來，如果實體經濟陷入困境，經濟發(fā)展受到影響，對銀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也是不利的。
　　新京報：目前的民間金融市場也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會不會“一放就亂”？
　　高尚全：當然，一方面要放開，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監(jiān)管，規(guī)范引導。
　　民間金融產生發(fā)展于基層經濟社會基礎之中，為經濟的發(fā)展增添了一些活力，但也有一些違法犯罪現(xiàn)象借民間金融之名，損害了人民的正當權益，阻礙了民間金融的良性發(fā)展。因此，改革決策管理人員要積極支持民間金融的發(fā)展，同時要針對民間金融活動存在信息不對稱、行為不規(guī)范、規(guī)則不健全等問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引導。
　　3 改革困境打破不公平的利益格局
　　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要打破深層次的思想禁錮，消除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干擾。同時，切斷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鏈條。
　　新京報：就當下而言，影響改革深入的因素很多，多數認為是利益問題，但您提出還有“思想因素”作祟？
　　高尚全：30年前我們提出“解放思想”，時至今日，已經像口號一樣司空見慣，很多人可能會說，在“思想”已經如此“解放”的今天，“思想因素”還會制約改革的推進嗎？
　　我認為“思想因素”的問題還是存在的，到今天還沒有徹底解決，有人還在認為“公”的就是社會主義的，“私”的就一定是資本主義的，用舊眼光看待改革，看待發(fā)展。
　　新京報：“思想因素”主要體現(xiàn)在哪兒？
　　高尚全：比如說國務院推出的“新36條”，鼓勵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壟斷行業(yè)，就遭遇到很大的阻力，遲遲難以落實。一些壟斷行業(yè)出面干預，認為非公有制一旦“進入”，就是公有制的“退出”，就是社會主義的“退出”。
　　比如剛才說的某些銀行給企業(yè)放貸，假如出現(xiàn)同樣的問題，那么貸給國有企業(yè)的責任就會小一些，貸給非國有企業(yè)的責任就會大一些，這本身就是思想的因素在作祟。
　　所以我說，推進改革出現(xiàn)困難，一個是思想因素，一個是利益因素。更值得警惕的是，就是思想因素與利益因素的交錯合流。
　　僅就經濟改革而言，還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要打破深層次的思想禁錮，消除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干擾。同時，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切斷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鏈條。
　　新京報：也就是說，二者的交錯，讓改革面臨著困境？
　　高尚全：三十年的改革過程，推動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從而產生新的利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經濟領域的單兵突進，導致利益分配嚴重不均衡，從而形成了如今的既得利益格局。
　　今天的改革，就是要打破這種壟斷，打破這種不公平、不可持續(xù)的利益格局，所以被觸動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阻礙改革前行。所以，才會出現(xiàn)“摸石頭上了癮，不想過河”的現(xiàn)象。
　　4 改革共識公平可持續(xù)是最大共識
　　縮小貧富差距、控制兩極分化，完善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的利益訴求也可以達成社會的共識，這也是近年來“民生”成為社會熱點的原因之一。
　　新京報：面臨改革的困境，您認為目前有哪些共識？
　　高尚全：我認為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huán)節(jié)的改革上不斷取得新突破，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以人為本、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培育經濟可持續(xù)增長的內生動力。
　　走向公平可持續(xù)發(fā)展，就是當前中國社會最為集中的共同期待，也是最大的改革共識。
　　并且，縮小貧富差距、控制兩極分化，完善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的利益訴求也可以達成社會的共識，這也是近年來“民生”成為社會熱點的原因之一。
　　同時，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因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所以要建設與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相配套的法治型的、服務型的上層建筑結構，這也應當是改革的共識，為建設法治型、服務型的清廉政府，社會對官員財產公示、人權保障的訴求，也有顯著的共識。
　　新京報：能否安全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也是目前大家關注的熱點問題。您怎么看？
　　高尚全：在我看來，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貧富差距過大、腐敗等因素引發(fā)的。
　　我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公平可持續(xù)發(fā)展，最為關鍵的一項改革是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是通過改革逐步提高勞動報酬，扭轉勞動在收入初次分配過程當中占比過低的局面；二是通過改革使收入再分配向民生傾斜，為中低收入階層提供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方面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5 頂層設計為改革立法、高層次協(xié)調
　　中國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決定著中國走向公平可持續(xù)科學發(fā)展的前途和命運。
　　新京報：中央已經提出改革的“頂層設計”。記得您較早就提出過這個問題？
　　高尚全：2005年2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9位專家學者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我在會上講了6條意見和建議，其中第六條是“盡快建立改革協(xié)調機制”，我提出：“當前改革正處于關鍵時期和攻堅階段，誰來進行總體設計？誰來協(xié)調？實踐證明，靠各個部門是不行的。”
　　我提出三條具體建議：一是建立國務院改革協(xié)調領導小組，由總理來兼任組長，發(fā)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國資委等有關部門一把手作為小組成員；二是恢復國家體改委；三是擴大發(fā)改委的改革職能。已經過去七年了，如果這個問題仍不能解決，改革新突破就有落空的危險。
　　新京報：今天的改革現(xiàn)實背景下，到底該怎么設計？誰來設計？
　　高尚全：讓市場經濟走向公平可持續(xù)，建立比較完善的體制機制保障，我認為迫切要求在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上盡快取得新的突破：
　　第一，深化資源能源價格和壟斷部門改革；第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第三，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第四，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第五，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推進這些改革，不能單兵突進，必須全面協(xié)調總體推進，但更需要取得重點突破。不能只選擇相對容易的改革，把難度大的改革繼續(xù)往后拖。需要有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攻堅。
　　一、堅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30多年來，我國發(fā)展取得的成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的結果。當前經濟發(fā)展面臨的諸多矛盾，主要根源是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難以充分發(fā)揮。
　　因此，明確經濟領域的市場主導而不是行政主導，是深化改革的關鍵。
　　二、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十二五”既是發(fā)展的關鍵時期，也是改革的戰(zhàn)略機遇期。以發(fā)展方式轉變?yōu)橹骶€推進改革，既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勇氣，也需要制定理性務實的改革路線圖。從這幾年的改革實踐看，如果缺乏對改革的整體設計，改革突破很難有效實現(xiàn)。
　　三、還是要盡快建立高層次改革協(xié)調機制，為改革立法。
　　加強改革頂層設計，需要專門的設計機構。從領導和謀劃改革的需求看，必須成立由中央直接領導的改革協(xié)調機構，這樣有利于從全局上協(xié)調多個重點領域的改革進程。也要加強改革立法，把改革納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更需要建立改革進展評估機制，開門搞改革，讓各項改革涉及的利益相關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讓多數人在不斷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時，參與改革，支持改革。
　　新京報：現(xiàn)在，普遍認為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社會期待都很高，您有什么期待？
　　高尚全：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有三個重要的歷史時點值得紀念。一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二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三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后，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刻。而中國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決定著中國走向公平可持續(xù)科學發(fā)展的前途和命運。
　　中國的發(fā)展實踐證明，什么時候改革開放取得突破，什么時候制度紅利就能夠充分釋放，就會給經濟社會發(fā)展創(chuàng)造廣闊的空間。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高明勇
　　【改革建言】
　　改革動力來自生存壓力
　　●彭森（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
　　經過了三十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9%，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位；財政收入從原來幾千億上升到十萬億以上；過去長期接受外援和外資，現(xiàn)在每年對外投資500多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還要改革呢？因此，一定要形成共識。
　　第一，是國家之間體制競爭的需要。如果今后的五年、十年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沒有成功轉型，沒有跨過中等收入的陷阱，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我們很難保持目前的競爭優(yōu)勢。
　　第二，必須通過改革解決當前社會中存在的一些公平、正義、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問題。目前，無論是城鄉(xiāng)新的二元經濟問題，還是收入分配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問題，以及在城市化、工業(yè)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不穩(wěn)定因素，都深刻地反映了目前改革中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正在變化。
　　第三，最根本的問題，改革是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型的需要。多年來，我們促進增長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經濟全球化紅利已逐步衰竭，產業(yè)結構、城鄉(xiāng)結構、區(qū)域結構等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中國的改革不能夠保持目前的勢頭，中國的發(fā)展也不能保持目前的勢頭。
　　因此，真正的動力實際上來自生存的壓力，只有真正在壓力方面形成共識，我們的改革才能夠進一步取得新的創(chuàng)新。
　　公平可持續(xù)需“三轉變”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
　　以公平可持續(xù)為導向引領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市場化改革，比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更具有時代意義，也更具有挑戰(zhàn)性，需要付出更為艱辛、更為長期的努力。
　　走向公平可持續(xù)的市場經濟，關鍵在于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與政府改革：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關鍵在于能不能扭轉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能不能實質性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以公益性為導向改變國有資本配置的格局，關鍵在于政府職能轉變能不能到位，某些競爭性領域的行政性壟斷能不能實質性打破；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關鍵在于能不能改變政府的自身利益傾向，取消各種形形色色的特權，并盡快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破解公平分配的難題。
　　一、改變政府主導，追求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
　　二、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經濟的戰(zhàn)略性調整。發(fā)展方式轉變，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國有經濟的戰(zhàn)略性調整：改變經濟結構、調整和優(yōu)化投資結構，重在國有資本的合理配置；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順利益關系，需要國有資本及其收益能夠成為社會福利的重要來源。
　　三、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關系。多年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嚴重滯后，使國民收入分配呈現(xiàn)出體制性、機制性失衡，并且有不斷惡化的趨勢。突出表現(xiàn)為國民財富分配長期向政府與企業(yè)傾斜，城鄉(xiāng)、區(qū)域和不同行業(yè)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續(xù)擴大，某些領域收入分配秩序混亂，既得利益不斷膨脹等。